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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角解读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那些“墙”（一）
【编者按】 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发布，其中提及，为了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今后将“推广街区制，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若干意见》一经发布，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网友们将《若干意见》简称为“小区拆墙政策”。
那么，中国城市住宅或者楼堂馆所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墙”，究竟始于何时，又蕴含什么文化意义呢？或者，“小区拆墙政策”究竟有着怎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又面临何种法律与制度上的挑战呢？为了从学理上解答上述问题，本刊特邀历史学、社会学和法学专业的4位知名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中国城市中“墙”的历史、“墙”的文化、“墙”的政治乃至“墙”的法律，以期为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城镇化、为解决中国特大城市普遍面临的“城市病”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任放和陈蕴茜两位教授都采取了历史的研究视角。任放教授考察了“墙”这个词的变迁，认为它保持着几乎一贯的语义，即垒土为墙，以保护墙内的东西。古代城市总是环城筑墙，城市与郊野因墙而区分。从先秦到唐代，墙的封闭功能明显；而宋代商业大发展，内部隔防之墙拆除，坊巷流通。墙有多种变体，如“栅”“堡”。众所周知，中国最著名的墙是长城（The Great Wall）。明清以降，中国城市新建的楼堂馆所又开始恢复修建院墙。墙从最早的安全考量，慢慢地被赋予权力、等级、管控、身份等诸多意涵。陈蕴茜教授重点考察了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她认为，城市不是一个单纯的物化空间，而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多重功能的空间聚合体，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与改造能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国家意志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作用充分显现。文军教授从社会学的视角，呼唤城市研究中空间理论的回归。他认为，城市并非简单的空间，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反映的是各种利益角逐，因此，“小区拆墙政策”的最终目的，必须是调节空间矛盾与冲突，使空间正义得到真正落实。高圣平教授重点考察了“小区拆墙政策”在现行法的语境下可能实现的途径。他认为，“拆墙”会导致现行法之下的业主权利结构发生变化。基于此，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如果要逐步推行街区制，可以采取“征收”的办法，可资参照的现行法有《物权法》和《征收与补偿条例》。
尽管视角不同，但上述4位学者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为我们解读了历史上的“墙”，也有我们心理上与文化上的“墙”，更有政治与法律上不可逾越的“墙”。从表面看，“拆墙”是为了拆除横亘在各特大城市交通要道的有形之墙，但本质上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今日城镇化发展的诸多瓶颈。为寻求真正的“拆墙”之策，我们期待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讨论。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1
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城市的“墙”
任放
摘要: “墙”这个词，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变迁甚微，保持了一贯的语义。垒土为墙，用意在保护墙内的东西。古代城市总是环城筑墙，“城”与“墙”紧密相联。城市与郊野的区分，还在于那一道墙。城市的一些称呼，如“邑”“国”等，其部首“囗”是墙的象形。墙是城的人为界划，理解城市的地理内容，可以由墙来区分。从先秦到唐代，墙的封闭功能明显。宋代商业大发展，墙的形式一变前制，内部隔防之墙拆除，坊巷流通。由墙而城而镇，都涉及垒土以为屏障的本义，镇作为军事用地，所用“水栅”“陆栅”是“墙”的变形。中国最著名的墙是长城，它的英文名称是Great Wall,是古代的城也就是墙（wall），而不是后来的城市（city）。墙是一个区分体，由墙而有内外，起着管控、束缚和保卫的作用，是社会治理的元器件。
关键词: 城墙； 城市； 城镇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2
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陈蕴茜
摘要: 自有城市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物化的空间存在，而是一个被赋予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多重功能的空间聚合体。近代以来，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作用日益明显，大量公共建筑、公共空间的出现，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重塑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城市通过功能分区与空间分异而形成的“城市空间剥夺”现象，反映出严峻的社会分层问题。国家权力对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既体现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性，又凸显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现代性。在今天的城镇化浪潮下，如何在城市空间构建中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建立属于全体市民的自由、公平的城市，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国家权力； 城市空间； 近现代中国城市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3
空间正义：城市空间分配与再生产的要义——“小区拆墙政策”的空间社会学
文军
摘要: 20世纪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是时间和空间观念缺失的历史，而目前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空间治理危机，越来越呼唤着“空间理论”的回归。如最近出台的有关“城市小区拆墙政策”，就考验着我们的理论与实践智慧。因为，城市并非简单的空间，城市空间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剥夺、挤压与区隔现象，反映的是各种利益角逐，拷问的是城市的空间正义。因此，对于“拆墙政策”，无论初衷如何，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调节空间矛盾与冲突，让不同阶层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使空间正义得到真正落实。
关键词: 空间正义； 空间分配与再生产； 小区拆墙政策； 空间社会学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4
开放小区的现行法径路
高圣平
摘要: 开放小区将改变现行法之下的业主权利结构。小区中的道路、绿地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等不再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这些地上附着物所占有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也将不再是业主共有，供地模式将由有期限的出让转变为无期限的划拨。已建成的住宅小区逐步推行街区制，可以采行征收的方法，公共地役权路径在现行法上无法展开。《物权法》和《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征收规定可资参照。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应注意开放小区中征收条件上的一些特殊性，并采行补偿措施的多元化与市场化。
关键词: 开放小区； 业主共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 征收补偿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5
明清年号探微
冯天瑜
摘要: 以帝王世系载述国家年序，是帝制时期内政外交彰显皇权合法性、神圣性的需要。汉武帝首创“年号”，一直到清末宣统，年号沿用2033年。两汉至两宋，大多数帝王凡遇“天降祥瑞”或内讧、外患、天灾等大事、要事，都另建年号，以示更始，故一帝少则数个，多则十余个年号，给记史造成不便，于是就有趋简之势，元代一位皇帝只用一个或两个年号，而明清两代实行“一帝一年号”制，年号成为帝王代称（如永乐帝、康熙帝）。然在明清五百年间，或因某些帝王非常规更迭，或因离析政权自建年号，年号仍呈现复杂状貌，本文作细致梳理，列表呈现，并略述越南、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对汉以来年号制（尤其是明清年号制）的仿效及演绎。
关键词: 年号； 一世一元； 帝制中国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6
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查洪德
摘要: 考察一代文坛风气是认识一代文学的独特视角，它可以帮助我们立体地、较为真切地了解一代文学的状貌。元代文坛有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以及文人的赏曲之风。要真正认识元代文学，必须对这些风气做具体而深入的考察与把握。考察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文人的生活态度、生存状态，认识元代雅俗文学之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认识元代的士风。赏曲在元代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著名文人与一流艺妓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建立在对品格与才艺的相互倾慕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 文坛风气； 元代文人； 赏曲之风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7
近代中国的知识进化论及其反思
黄燕强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观包含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主张在常中求变，在变中守常。近代的“中体西用”论继承了这种观念，但在那个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科学主义流行的年代，无论是持守传统者，抑或是主张西化者，还是科学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进化论思维，并将其引入文化论辩中，形成或保守、或激进的文化（知识）进化观。根据近代中国学界的知识进化论及章太炎对此提出的俱分进化的反思，我们应当尝试超越东西、古今文化之争，也要超越知识单线进化的观念，回归常与变相统一的文化观，以此来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 知识（文化）进化论； 中体西用； 东西古今之争； 俱分进化； 近代中国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8
易象视域下的俞琰易学思想探究
苏建强
摘要: 俞琰易象学的核心是汉易的象数学和宋易程朱的义理学，其内容包含卦象、卦体和爻象，因为他注经的原则是象数义理并重，由天道的易象推及人道的义理，如此借《易》来上贯天道，下通人事，故易象是其关键之关键，它是贯通天道和人道的中间符号，即通过卦象来比拟自然万象，通过卦体如对体、覆体等来推断万象的关系，而爻象的主爻可统摄卦义，“乘承比应”可揭示卦义深层的内涵。圣人就是将卦象类比于自然的万象，如此一来，无形的天地规律也可借易象学来阐明，这样就可推衍出人道的义理。
关键词: 俞琰； 卦象； 卦体； 爻象； 主爻； 易学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9
论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位置
江怡
摘要: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在英美分析哲学的创立和发展中都曾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自20世纪晚期至今，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却少见维特根斯坦的身影，分析哲学家们很少直接从他的后期思想中获得思想资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表现出独特维度，即理解哲学的独特方式、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和描述问题的独特方式。这些造就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独特位置，即思想清道夫的地位。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 当代哲学发展； 维特根斯坦现象； 对哲学的消解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0
字词意义都是字词使用吗？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探微
张锦青
摘要: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43节的第一句中指出，“对于某一大类使用语词‘意义’的事例，虽然并非所有的事例，这个语词能够如此说明：一个字词的意义就是它在有关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意思是，对于某一大类使用语词“字词意义”的事例而言，一个字词的意义就是它在有关语言中的使用。因此，字词意义不是字词使用的情况是有可能的。事情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存在着字词意义是字词使用这种看法的例外情况。第43节的第二句（“而有些时候，一个名字的意义可藉指向它的负载者来说明”）便提示了，实指定义和实指说明都是这些例外情况的例子。有关字词在相关的实指定义或实指说明中有意义，但并非正在使用中。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字词意义； 字词使用； 实指定义； 实指说明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1
资本逻辑的三种形态
白刚
摘要: 作为以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统治力量，资本逻辑在根本上主宰和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在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和现实运作中，它既体现为“实体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又表现为“关系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呈现为“观念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说，资本逻辑本质上就是“实体形态-关系形态-观念形态”的“新三位一体”。而《资本论》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最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
关键词: 《资本论》； 资本逻辑； 实体形态； 关系形态； 观念形态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2
资本逻辑与全球经济正义
毛勒堂
摘要: 资本逻辑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在实质上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演绎和布展的过程。资本固有的剥夺性和霸权性使得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从而诉求全球经济正义的现实出场。全球经济正义作为对全球经济交往活动及其关系的正义检审和价值追问，内在地包含着对全球经济关系的平等价值关切和对全球“万民”生命尊严的自觉守护。全球经济正义的现实可能，有赖于加大援助全球穷人的力度以减少全球贫困，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以建立平等的全球经济关系，改革全球经济制度以重建公正的全球经济秩序，约束资本对生态的无度入侵以阻止全球生态恶化。
关键词: 资本逻辑; 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不平等; 全球经济正义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3
金融化语境中分配正义的经济哲学反思
任瑞敏 高玉林
摘要: 分配正义具有历史性，对其考量需置于历史的具体环境中。随着金融化世界的到来，对金融资源的占有程度成为影响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关系的不平等，金融在配置资源过程中产生了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的成本共担，损害了低收入阶层的利益。金融市场中资本的虚拟积累规模日益庞大，它们不创造剩余价值，却在分割剩余价值。这种“钱能生钱”的财富获取模式制造了一种财富幻象，模糊了分配领域中“责、权、义”的关系，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但由于人们在认识水平上的限制，使得对分配正义的探讨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导致对金融化语境中分配问题的集体失声，使分配正义陷入困境。因此，对分配正义进行经济哲学层面上的反思与批判是时代的诉求。
关键词: 金融化； 分配正义； 集体失声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4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的影响
何一民 刘杨
摘要: 中国东中部地区是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城市数量最多的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东、中部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整体出现衰落。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东、中部城市发展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战争的直接破坏和影响，导致城市居民被大量屠杀，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经济被摧毁，工商业衰败，街道、建筑多遭毁坏，城市肌理也变得面目全非；二是日本军队占领东中部城市，对这些城市和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动力因素和外部空间环境、条件等都发生了“异变”，故而在战争期间呈现出严重衰败。三是战前在东、中部大城市发展起来的部分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因战争被迫转移到大后方，故而也使这些城市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东、中部大多数城市发展严重受阻，相当部分城市出现停滞和倒退。
关键词: 日本侵华战争; 东中部城市; 殖民统治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5
经济视野扩张、种群视野缺失与叙事政治阐释的盲视
——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主符码评析之七
张开焱
摘要: 詹姆逊叙事政治阐释学的主符码是“总体性历史”，而“总体性历史”的终极统摄性力量是“生产方式”。在詹姆逊的理论模式中，生产方式覆盖了从社会文化生产到政治体制生产到经济生产的所有层面。但从他大量的论文论著中可以看出，他特别强调经济生产方式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其理论还是潜在地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痕迹，但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分析在詹姆逊手上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解释力量。詹姆逊社会结构模式和生产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完全无视种群生产方式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其社会结构理论存在明显片面性。由于种群生产视野的缺失，导致他叙事政治阐释理论和实践中对种群生产与叙事活动内在关系的完全盲视，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关键词: 叙事政治阐释； 生产方式； 种群生产； 詹姆逊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6
游牧·块茎·无根
——西方文化旅居者在华实践研究
刘学蔚
摘要: “文化旅居者”是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型国际流动人口群体，被视为“陌生人”的一种最自由的异化类型。在当今中国，以独立、自主的方式来华进行跨文化传播交际实践的西方文化旅居者越来越多。对他们的考察，是直击跨文化传播与交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即在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东西方文化主体是如何去建构新型跨文化关系的。德勒兹的哲学阐释了一种多元、动态的生成观，而非静态的差异结构；而跨文化交际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生成他者和建构关系的过程。这些在华西方文化旅居者的“游牧式”跨文化旅居经历、“块茎式”的跨文化实践方式和“无根性”的跨文化思维代表了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实践的一种“反模式化”的革新，也为德勒兹的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与交际学领域的渗透及应用提供了案例支撑。
关键词: 文化旅居者； 跨文化交际； 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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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6 18: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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