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 | 武汉大学辩论队第一次读书会活动分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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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校辩论队在樱顶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读书会活动，让我们看看队员们的分享吧！本期分享：“公主之死”、《政治的人生》、《巨婴国》、《礼物》。

公主之死   尚开颜
     故事发生在魏晋南北朝，这是一个民族与文化大融合的时期，玄学兴起，讲求等级尊卑的传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深受这一变化的影响，她们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相应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一时期，女性虽未获得完全的自由，但妇女婚姻状况与封建社会其他时期相比更加宽松自由，所受的束缚更少。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甚至造成了“善妒”之风的流行。而在上层社会，这种风气表现得更为极端。本案中的兰陵长公主就是这样一个“妒妇”形象。驸马刘辉曾与一婢女有染，致其怀孕，兰陵长公主残忍地将这位婢女开膛剖腹，取出胎儿塞进草料。二人也因此决裂离婚。但不久后公主请求复婚，得到了太后的同意。后长公主怀孕期间，刘辉又与平民张容妃和陈慧猛有染，公主大怒，与驸马爆发了冲突。最终公主被驸马踢打致死，一尸两命。除了善妒的妇女形象，皇室身份也是兰陵长公主的典型特征。兰陵长公主是北魏孝文帝之女。然而公主出嫁后，是否脱离了原先的皇家背景，成为了当时争论的一个核心。这也决定着刘辉所杀的腹中子是不是皇子，是不是以下犯上，决定着对刘辉罪行的定性。不仅公主，其实驸马也是投靠北魏的原南朝刘宋皇室成员，拥有皇室背景。双方的皇家背景，加之公主的鲜卑族身份，这样特殊且复杂的种族和国际背景，使得这起“殴主伤胎案”的处理引发了朝中两派大臣激烈的辩论。

     以灵太后为代表的皇室及其意志执行者门下省坚持要处死刘辉及其两位情妇——张容妃和陈慧猛，并将她们两位的兄长发配敦煌。将三人处死的理由是刘辉杀害的胎儿是皇室血脉，两位情妇破坏了皇室婚姻，这都是大逆不道的。而情妇的两位兄长预知奸情却不加以防范，知情不报，理应被发配。作为皇室一员，灵太后认为比起所谓的法律，皇室尊严不容践踏，对刘辉的严惩维护的是皇家的权威。

     然而早在两汉时期，董仲舒等人就发起了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春秋决狱”成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直到唐朝，“十恶”制度完善，中国古代法律完成了儒家化的进程。而“殴主伤胎”一案所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恰恰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在司法领域也建立了包括“八议”、“准五服以制罪”等一系列制度。而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是伦理纲常，主张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例如北魏法律规定祖父母忿怒而杀子女不过判刑五年，但子孙对祖父母如有辱骂以上的行为，即属十恶之列的大罪，须处以斩决。儒家化的法律也就成为了这一案件中汉化官僚集团反驳的基础。基于此，以当时法律世家传人的崔纂和游肇为代表的尚书省汉化官僚集团坚持以斗殴杀子罪惩处刘辉，他们结合当时的律法，提出了四点反驳意见：

     第一，兰陵长公主已经出嫁，女子出嫁从夫，她的首要角色是刘辉的妻子，而非皇家的长公主。她怀的孩子虽流有皇室血液，但这孩子更是刘辉的儿子。基于二者因为婚姻关系而产生的角色变换，刘辉“殴主伤胎案”应属家庭暴力犯罪，要使用斗殴伤人的《斗律》，而不属犯上谋逆，不能适用谋逆的律法。这背后，是父系家族伦理的传统。
     第二，刘辉的两个情妇——张容妃和陈慧猛犯的是通奸罪，应依通奸罪处以徒刑。同时，由于二人是“殴主伤胎案”的从犯，理应待刘辉被缉拿归案且定罪后才能定罪。
     第三，张容妃的哥哥张智寿和陈慧猛的哥哥陈庆和不应被治罪。理由是二女已经出嫁，“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二女的犯罪连坐责任已经迁移到夫家，与娘家的兄长脱离了关系。同时，由于五服体系，二人哥哥属于“期亲相隐”的范围，所以张智寿和陈庆和即使知道妹妹通奸也可以合法的隐瞒，国家不能因此治二人罪，否则有违礼法。
     第四，崔纂和游肇批评门下省越权。根据刚开始萌芽的三省六部制，犯罪案件应该由尚书省下的刑部负责审理，因此负责沟通内外朝的门下省无权就“殴主伤胎案”发表看法，更不能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基于此，他们认为驸马刘辉主要的罪过是过失误杀了自己的孩子，只应被判服劳役。

     这两派的争论折射出了时代下，主张依据皇权为公主复仇的政治力量，与主张依据被儒家化父系伦理渗透的司法系统的意见，两者之间的基本冲突。


《政治的人生》   文梓浩
     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官位最高的知识分子、现实社会中理论运用的政治家，作者的轨迹似乎代表了一种未来发展和前进的趋向和可能——中国的改革要走向深入，需要更多专家型知识分子的助力。不过，作者毕竟为第一人，辅佐过三代领导人，本身才华横溢，从政之前的学术道路也是一帆风顺（时为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杰出教授），其道路复制的可能性从当下看来很低。

     在其20年前的日记中，也许可以瞥见一些作者成功的原因。书中大概写就了几个大的方面：学术发展、院系规划、社会跃动、国家命运、个人思考等。就我个人而言，作者对学术、中国政治的讨论，是整本日记的核心支撑；而他在其他方面的灵光一闪，则让作者的人物形象更为立体。

     作者对中国问题的一切思考，都带着很深的政治学学术立场，而其基本的立场，是与中央定下的调子高度一致的，这是中央成就了他的前提，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帮助了中央。作者的政治学研究，与诸多政治流派不同之处在于，他善于立足于中国现状，着重提高中国政治实践的效率，以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从作者的政治价值理念来看，“民主”是绕不开的话题。自苏联解体后，我们对政治合法性的探讨，都是以一个政体是否以实现了“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理念为衡量标准的。同样，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时，也必须高悬民主的旗帜。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民主的解释。作者对当时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持保留态度的。作者提到了政治哲学的困境：“西方政治哲学在当代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也在这里：怎样把外在的民主的价值与内在的人的生命价值统一起来，使民主政治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力量，人不再为民主而民主，而是为生活和为生命的灿烂而民主。”也就是说，西方的政治哲学有一种为民主而民主的倾向，“民主”牢靠地占据着价值的高地，不可反驳，却与真正重要的“人”越离越远，用我们的话讲，他们的政治哲学里不关注“人民”的问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非西方民主政治的奋斗目标。作者对此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其认为“人”作为核心关键必须在“民主”的概念中彰显清晰。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试图以“政治承诺”为中国政治哲学的起点，来构筑整个政治合法性。如此，党  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就在于，党是否完成了其政治承诺。只要完成了全心全意我人民服务的承诺，他就具有信誉，就具有了继续执政的权力。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展开。这样的解读会比“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样的单一判断更为多层次和立体。

     从作者的政治运用来看，更多探讨怎样利用政治制度解决现实的问题。在作者的日记中，我感受到了他对政治技术的迷恋。最典型的例子，在于他对中西政治传统的区别。他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不懂政治的艺术，只懂实用主义的技术；而中国则是一个讲究政治艺术的国家（一国两制在政治上就极富美学感）。结合他在文中多处对尼采的讨论，反复讲“超人”，并提出了领导人的能力问题。在心理结构角度上，作者是倾向于当辅佐强人的国师角色的，这也是他个人政治实践的选择。在具体的政治研究上，他是个非常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讲求在国家稳定的前提下，改进政治制度，用制度解决问题。由于国家稳定的前提，在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就是中央权威的保证，所以他花了很多笔墨来讨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多次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因为在中国的现有条件下，必须利用政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他没有明确提出政治强人作为核心的必要性的问题。就作者对具体政治实践的讨论来看，他是个“制度主义者“，在实然的问题上，学养的强大让他能从制度上进行创新和总结，在立场上又与中央高度一致的前提。

     在政治的讨论之外，作者还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丰富。作为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的总教练，《狮城舌战启示录》在全书中有多处体现。例如一处，“回来路上，大家在议论辩论，说要编《王子语录》，说：昌建问辩，子不语。静思久之，而后曰：君子辩于心，小人辩于口；君子辩于志，小人辩于词。”当年的复旦辩论队无论是人才的选拔还是后期的培养都让人心生敬畏，在今天回看前辈，我们自当有所反思与行动。


巨婴国   张琦
     这是一本被紧急下架却被誉为“年度心理学丛书”的书；一本作者思索21年、写作5年呕心沥血而得的书；一本被誉为作者武志红至今为止最重要的著作的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巨婴国》。在分享这本书之前，为了更辩证的看待书中观点必须先声明：本书存在大量没有论证或是论证不充分的结论，对于国民性的分析也过于悲观消极。它更像是作者提出了巨婴立论后，将婴儿时期的某些特性广而推之并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把一个个现象生搬硬套框进这个理论体系中，用以自圆其说。但其实，无法排除这些社会现象也可以用其他的理论进行解析。

     接下来是对这本书的整体提炼：
     全书核心结论是：国人心理状态都还停留在出生后6月前的婴儿期。作者的论证是：借用弗洛伊德理论指出：人在婴儿时期有三个特征：共生心态、全能自恋、偏执分裂。而如今一些社会现象吻合上述特征，从而得到论证。

     第一个特征是共生心态。所谓共生心态即是指婴儿依赖于母亲，和母亲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关系，这样的关系被称为共生。而在社会现象中，体现为在人际交往中普遍缺乏边界意识。在社会层面，由于存在群体性共生心态，因此国人会特别强调集体主义，将集体高于个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在集中的共生中，个体必须放弃或压抑自己的独特性来服从集体。比如在机场、饭店、银行等公共场所常常会看到“中国式喧哗”，这其实就是一种共生心态的表现，人们只有在热闹的群体当中才会有婴儿与母亲一般的共生安全感，在集体当中隐匿自己。诸如此类如广场舞的大妈团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在家庭层面，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孝”文化，“孝”这个字就是由“老”和“子”两个字拼合而成，这个汉字就像极了一个父母与子女的共生状态。在国人的婚姻观中，女方希望男方有房有车能养自己，男方希望女方温柔贤惠会做家务，其实说白了都是在找别人照顾自己，都是在找“妈”。正因为如此，婆媳关系紧张的问题才会成为频繁发生。原本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母亲存在共生，可在其找到配偶后，又要和配偶形成共生，婆媳关系的背后，其实是母亲和配偶争夺共生权利的斗争。而在个人层面，由于社会的集体主义压抑个人，因此“中国式的好人”才会在正面积极的伪装和反面消极的压抑中变得扭曲。

     第二个特征是全能自恋。所谓全能自恋则是在婴儿时期，婴儿由于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而认定自己是世界的神，自己可以无所不能的假象。对应国民，则是大家蒙蔽自我，不承认世界的客观规律，无法和世界形成适当的连接。最显著的是中国人的皇帝梦和太后梦，都希望自己能够主宰世界，其实说白了就是希望掌握控制权。当我能够控制你的时候，我认定你是安全的，我才会去爱上你。明显的例子是如今在武大赏樱的游客，他们不会好好的欣赏美景，而是不停的拍照、和樱花大道的石碑牌照，其实这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控制这段美好的时光以及樱花，于是他需要通过把景色控制到自己的相机里，用相机将这些成为他所能控制的东西，从而获得心理的满足。不仅如此，在这种全能自恋下，人们会想要控制自己身边的人，而这种控制他人心态相互连接就会形成共生的状态。

     第三个特征是偏执分裂。由于婴儿的意识不完善，在婴儿眼中世界只有“我”与“非我”的概念，而不会存在“你”、“他”的概念。因此，当全能自恋的状态被现实打破，婴儿心理会暴怒并陷入被迫害妄想当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摔倒讹人的老奶奶，他们也许并非刻意，而是这种心理的本能，他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我是万能的，如果我面临失控了，那一定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有一个“非我”在阻挠我，而这个“非我”要阻挠我所以他一定是敌意的。

     书中大意大概如上所述。最后，我认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让我明白了在中国社会的待人处世之道：待人要像妈一样照顾她，像神一样崇拜他；处世则不要做好人也不要做坏人，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礼物   梅晋晗
     社会学家莫斯在《礼物》一书中，探究了社会中的礼物交换体制。他企图回到古代，寻找构建社会的结构，进而反思现代“法律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他去到了澳洲一个与世隔绝的群岛，对当地的原始社会进行研究，最终他印证并发展了他的前辈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

     社会事实是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和约束的社会性存在的总称，包括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具有总体性和强制性这两个最显著的特征。莫斯认为，礼物交换就是这样一种社会事实。

     就强制性而言，莫斯发现，礼物交换机制具体包括了赠礼、收礼和回礼三种义务，当你违背了这三种义务时 社会会对你产生某种形式的惩罚，比如孤立你；而这样三种义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是整体性的，需要放在整个社会来进行考察，这种多重因素相互缠绕的整体性在当地一种叫做“夸富宴”的仪式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具体就礼物交换的强制性来说，包括政治、宗教、法律、道德、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以宗教因素为例，当地人认为礼物上附带着一种叫做“礼物之灵”的东西，只有它不断流转的时候，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下去。

     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礼物交换来源于社会，却又表现于个人，最终又超越并独立于个人。以礼物交换体制为切入点，莫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而现代社会的问题恰恰在于过于强调功利主义，将人当作完全的理性经纪人，失落了人的完整性；而对完整性的失落，最终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现代社会需要的，恰恰是礼物交换所体现出来的“对立却不能互相残杀，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智慧。


注：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次读书会活动的分享推送到这里就结束了，一周一次的读书会还在继续，我们也对读书会形式进行了改进。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如果您有任何好的建议，也欢迎后台留言交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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